在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一间教室里，16岁、黑头发的丹奈·佩尔蒂举起手。“一座座坟墓正在侵占掉空地，是不是?”同学们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他。他们是在讨论开发新能源的必要性，而不是在讨论都市中的丧葬问题。而在这所中学，入学标准就是头脑活跃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一堂讨论将会把话题引向何处。
    “好吧，我并不想谈论粗俗的事儿。”丹奈说，“可是，在我们死了以后，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尸体用作燃料呢?”接着是一阵思考引起的沉默。一个黑人女孩说：“你将会遇到有关公共关系的问题。”一个男孩分析：“尸体将不能产生足够的生物量来使得这种做法经济可行。”
    在这个特殊的公立学校里，思考，不管它是多么异想天开，都能在3200名学生中赢得尊敬。在每年报考的7000名青少年中，只有约900名能够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入学考试。这所理科中学的一些老毕业生给他们的母校起了一个绰号：智商公学。
    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“成果”是极为可观的。自从1938年成立以来，中学出了三位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：1972年的利昂·库珀、1979年的谢尔顿·格拉肖和史蒂文·温伯格；一大批杰出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科学家，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专家马文·明斯基；还有两位将军和一位国防部长，好斗的黑人领袖斯托克利·卡迈克尔……学校毕业的有成就的人遍及各行各业。
    在西屋科学人才竞赛中，布朗克斯理科中学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获奖人数最多的，大约比名列第二的学校高出一倍。每年，这所学校的高年级毕业生可以得到大约200万美元的资助，用做大学第一年的开支，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进大学深造。
    爱吸雪茄的校长密尔顿·科普曼说：“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并非特别聪明。富人居住的郊区有一些学校，那里的学生智力水平同我们这里的孩子一样，而我们这里的大多数学生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只能梦寐以求。”学校的设备也谈不上特别齐全，它值得夸耀一番的，也不过就是两间温室、一具已经不能使用的行星仪、几间电脑房和一些专业实验室。科普曼说：“这里的特殊之处在于，这些孩子情况的多种多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——他们来自经济地位大不相同的家庭，宗教信仰各异，种族背景也是多种多样。”

    初中生李敏珍是七岁时从朝鲜移居纽约的，她是该校为数众多的一批学生中至少在一个方面的典型，她必须在天刚亮时就长途跋涉地离家上学。她说：“这所学校看上去有点儿像个尖子学校，但在这里你会遇上不错的人，假如你懂得更多，他们就会尊敬你。去年夏天，我在康涅狄格上一所私立学校，在那里，假如你懂点什么，那些孩子就会把你列为‘智囊人物’。”
    像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某些学生那样，李敏珍也对科学不抱特殊兴趣。她说：“在这里，理科重于文科。可是比起其他学校，这儿的文科课也是上乘的。”她想学公司法，随后从商，计划将来上耶鲁大学，然后上哈佛法学院。据抽样调查结果，美国高中学生一周的家庭作业不过花费7小时。而李敏珍说：“我每天晚间至少要用3~4小时来做家庭作业。”
    李敏珍还为一种校刊工作。布朗克斯理科中学有十几种刊物，内容从法文到物理。这所学校出版的最新一期《生物学报》刊有这样的文章：“牛肝线粒体中的脂肪酸代谢同鼠肝的差别”和“血凝过程”等。
有人问科普曼校长，布朗克斯理科中学是否对学生施加压力。他回答说：“纯属虚构。现实情况是，没有一位老师这样问过学生：‘嘿，你怎么只得90分？’确实，这儿的许多孩子感到有追求高分和上好大学的压力，但是这种竞争性推动力量来自他们的家庭或他们本身，而不是来自学校。”
    谈及另一个虚构之点，即尖子主义，科普曼说：“事实是，布朗克斯理科中学反对尖子主义。孩子们在他们原来的学校算是小池塘里的大鱼，而现在他们发现，这儿有很多比自己聪明的孩子，这是一种足以让自己谦虚起来的经历。”
    这儿的学生没有时间沾沾自喜。他们必须上四年挺难念的英语、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课，以及三年难度没有限制的数学课。他们还得选修两门各念一年的课程，例如统计学、微生物学、人类遗传学和进化论、天体物理学和激光学。绘图（包括使用电脑的设计）、美术、体育、音乐、卫生等也是必修课。在校办工厂里，学生们制作望远镜和长笛。他们还必须上至少三年的一种语言课：西班牙文、法文、俄文、意大利文、拉丁文、现代希腊文、日文或中文。
    同时，学校鼓励学生念大学课程，从写作到欧洲史、社会学、天体物理学。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报名参加“研究项目”，他们在二三年级时就学习科学实验方法，并进行由自己设计的实验，必要时经常使用本城各大学、医院的实验设施。
     生物教研组主任文森特·加拉索说：“我们不向学生传授什么，我们向他们发问，这种办法也应用于英文和物理课。”
    在邻近的一间教室里，—位名叫埃伦·曼的生物教员在给学生讲授蛋白质课时发问：“生鸡蛋和熟鸡蛋有什么差别?”一个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女孩回答：“煮鸡蛋的高温改变了蛋白质的二级结构。”伯曼问：“为什么?”一个黑人男孩说：“是不是它打乱了氢键?”一个黑眼珠的女孩问：“那么，二硫键怎么样呢?”接着，一个小男孩问道，“二硫键中是否发生破坏?”伯曼说：“好吧，我来为它作图解，你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变化。”30双眼睛看着她在画分子结构，许多手又举了起来，要作第二轮答问。
    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教员们坚持说，他们并不是超级教员。戏剧教员斯蒂芬·舍恩伯格说：“我在东哈莱姆的一间最差的学校教了10年书。我以前没有来过这儿，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变得才气焕发。”然而，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160位教员中，有一些也像舍恩伯格那样，本人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。科普曼校长在这里任教已有34年。实际上，对许多教员来说，这所学校太有吸引力了，所以教员调动为数极少。
    约瑟夫·斯卡翁是曼哈顿人，他在布朗克斯理科中学教了18年英语，并且是自愿来这所学校任教的。他说：“我曾在另一所学校教荣誉班。但是我不愿意像学校要求的那样给学生打高分，从而以降低我的教学标准来委曲求全。因而，我转到布朗克斯理科中学，在这里，我的教学标准同学校的标准恰好一致。”
    拉里·拉德曼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他—谈起数学和物理就眉飞色舞。他说：“自己思考并由自己找出答案，这最让人高兴，而这所学校就是教我们学会这个。在课堂讨论中，你也可以从同学那里学到东西，我爱听别人发言。”
    郭约翰9岁时从中国台湾来昆斯定居，现在他是这所学校的四年级学生。他说：“我来此后不久，就听说有这么一所布朗克斯理科中学。”他写了一篇题为《大肠杆菌的TnS换位机制》的遗传学论文，在西屋科学人才竞赛中荣获第五名，得了7500美元的奖学金。郭约翰欣赏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严格。他还说：“在这里，教员们不怕学生提问。上化学课时，我们给科恩夫人提问题去难为她。可是，她却取出仪器，同我们大家一道做实验，一道学习。”
    正如化学教员科恩夫人所说，“我心情不好时，就到学校来，而后我就会重新高兴起来。因为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学生都是优秀的孩子。”

（自美国《史密森学会会报》）